2024年9月20-22日，来自全国24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38位专家学者和在读博士生齐聚鹭岛，共同参与了由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筹）及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办的“边疆社会研究”学术研讨会。

厦门大学张亚辉教授在开幕致辞中首先对莅临会议的专家学者表示欢迎和感谢，并对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新近成立的目录外二级学科“边疆社会研究”的具体情况做了介绍，组织本次学术研讨会正是想借此机缘促进边疆社会研究领域学术同仁的交流与合作。

主旨发言环节，三亚学院地木拉提·奥迈尔教授首先以“游牧的逻辑”为题，指出逻辑乃是文化最深层次结构中与实践对张的规律，并以毡房和牧道等典例呈现了现代性下哈萨克游牧传统的急剧转型，游牧逻辑也在发展和变迁之中，其内在的宇宙观和自然主义等部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北京师范大学色音教授通过北部边疆的口岸建设呈现了中蒙双边合作的历史沿革，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蒙古国的“草原之路”是中蒙双方的互利共赢，以东乌珠穆沁旗珠恩嘎达布其口岸的案例研究显示了口岸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西藏民族大学周毓华教授介绍了晚清至民国时期筹建川藏铁路的历史脉络，指出川藏铁路筹建对固边稳边的重要意义，从四川总督上书求建川藏铁路到孙中山的“造路救国”均体现了以路治边富边的核心想法，其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深层意义值得深入探讨。张亚辉教授在总结中指出，主旨发言分别由哈萨克、蒙古与川藏经验组成，核心乃是思考后发现代性的区域如何发展地方化的现代性，边疆社会的现代性应当是充满希望和反思的。

本次学术研讨会总共分为11个单元进行。

（第一单元）

四川师范大学彭文斌教授以凉山彝区研究为例总结了认识西南社会的三种话语体系，即西方话语、中原话语和本土精英话语，继而提倡一种综合不同话语阐述的边疆学术史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同美教授通过梳理大量文献和图例为“佛教实现藏族本土化”多重路经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围绕何为正统何为伪经的争论是其中的关键。中南民族大学陈祥军教授展现了族群、生态、文化与现代化等不同要素在帕米尔高原跨境区域合力展开又彼此影响的整全图景，并且强调了历史上不同宗教文明在该区域的更迭。张亚辉教授在评议环节指出，彝区研究还应注意民族内部彼此之间的相互表述；“佛教实现藏族本土化”叙事中尤其值得关注北方在空间上的重要性；而帕米尔区域中生态与知识的相互关系则需重新考量。

（第二单元）

云南民族大学沈海梅教授通过梳理费孝通和林耀华的相关研究，总结了中国民族学研究对少数民族与现代化的阐述。上海大学张亦农教授以“归国藏族同袍”在不同语境下的表述与“都市边民”的处境为例，说明了命名乃是“分类-划界-填实”的过程，继而从概念导向到问题导向对边疆视角下的跨学科与跨地域研究做了反思。上海外国语大学刘琪教授以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为论述核心，通过比较关于民族主义的四种观点，指出早期共产党人在国家与民族、国家与阶级、国家与世界等核心问题上的论断构成了我们建设多民族国家道路的理论起点。地木拉提教授在评议中主要总结了两点，一是需要小心斟酌边疆与边界在内涵与外延上的区别；二是注意民族绝非一种想象的叙事。

（第三单元）

青海民族大学才贝教授参照多个汉藏重要文本，详细分析了长江源神山尕觉悟的神名与形象在不同情境和语境中的同异，指出了尕朵觉悟作为个体神的独特形象、功能及与氏族、吐蕃赞普、地方的紧密关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舒瑜老师对照西方人类学的景观理论，分析了云南大理鸡足山的景观生成与生活世界，强调“山水-家园-生命”的嵌合之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的山水宇宙论为景观生成的讨论提供了理论对话的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杨春宇老师（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生朱明川）首先对多个魁阁文本中出现的“圣谕坛”这一民间宗教组织进行溯源，继而通过“圣谕坛”三个片断的蒙太奇呈现，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背景中演说了一幕魁阁国士与边疆乡绅宿命式的相遇与惜别。本单元评议人四川大学陈波教授认为，“尕”氏的丰富表述应置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中进行阐述与理解；陈老师通过分享与儿子阅读格林童话的经验指出，在前现代的西方或有与中国山水类似的Landscape观念，基于此的中西宇宙论之别可能并非铁板一块；最后，陈老师指出应注意“国士与乡绅”之间大传统和小传统的背景。

（第四单元）

兰州大学周传斌教授以马鹤天边疆考察文本（1925—1938）的摄影图像为研究对象，以图中有话的形式分析了边疆民族摄影图像的呈现与视觉表达，讨论了以图存史的重要性以及边疆影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价值。沈阳师范大学吴世旭教授首先介绍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劳费尔其人其学及其与博厄斯等人类学家的关系，继而以劳氏代表作《黑龙江流域诸部落的装饰艺术》为核心对其中记录的装饰艺术和分析方法进行了再研究，强调了该早期民族志对人类学的东北亚研究的重要意义。青海师范大学万代吉副教授以西藏山南的“卓”舞为研究对象，追溯了“卓”与桑耶寺建立神话的渊源，并通过实地调查与文本分析阐述了“卓”保护传承的现状以及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彭文斌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对马鹤天的再研究可以引申出当下学术界存在的文本与图像之争，正因不同学者的视角之差，整体的学术事业的推进才得以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展开；对劳费尔的再研究一方面将我们的学术视野拓展至世界的两极，同时也有将艺术视角带入边疆社会研究的重要意义；“卓”舞的研究则展现了这一藏族传统文化形式在神话、展演、文本以及传承问题等多层面的丰富性，彭老师认为还应着重关注仪式舞蹈中动作、语言、节奏和符号等的象征意义。

（第五单元）

中央民族大学王旭辉教授（与博士研究生岳行）分析了明清以来屯垦制度的变迁对新疆地方政权形式和边疆治理模式的影响，这一制度变迁的过程从明代哈密卫的设立一直到当今的生产建设兵团，构筑了新疆特殊的“兵地”二元治理格局，成为新疆基础社会治理的主要特征。云南民族大学助理研究员李建明老师通过梳理近代凉山五大彝族家支迁入云南丽江永宁土司和蒗蕖土司领地的历史过程，从等级关系、亲属制度和武士军功等方面，解析了宁蒗地区如何在历史动荡中逐渐形成了土司封建下的家屋制与彝族等级制并存的政治形态。青海民族大学当增吉教授从不同层级的中心-边缘关系出发，分析了热贡历史上的隆务囊索王权与隆务寺教权的相合模式如何在基层治理松散的部落社会内部建立起了超越部落界限的地方政权。本单元评议人刘琪老师认为，不应忽视历史上的屯垦和现代国家农业作为稳定流动人口的治理术的一面，接着指出李建明老师分析具体人物案例时应斟酌“英雄”概念的使用，并希望当增吉老师在进一步研究中能更多呈现地方政权的发展在土地制度等具体方面带来的变化。

（第六单元）

云南民族大学吴兴帜教授以中老边境地区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生动地探讨了生计何以成为边民跨界流动的原动力，以及边民超越民族国家边界进行离散与回归的理性逻辑。西北民族大学满柯教授以2021年对西北民族大学在校本科生的抽样调查为基础，从亲密关系、集体活动、跨文化交际敏感度等不同方面探讨了边疆地区民族类高校大学生的族际交往状况良好的原因。新疆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李娜老师以“文化纽带”“文化浸润”“文化融情”三个维度的探讨，结合丰富的田野照片和影响，展现了文化润疆战略产生的深远影响。厦门大学董建辉教授为本单元做了评议，他首先肯定了后疫情时代边民跨界流动研究的重要性，接着提出大学生族际交往状况的调查样本不应局限于民族类高校，最后指出文化润疆研究应着重体现其新疆经验的一面，才能更具体地对其他边疆民族地区的相关工作提供借鉴和启示。

（第七单元）

西南民族大学郭建勋教授以作为“边疆地区”的康南为中心，指出历史上该区域的地方精英在时代大潮中展现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而地方精英的现代转型轨迹对边地现代化的启示值得进一步研究。青海师范大学尕藏副教授分析了安多藏族亲属称谓中的前缀“ཨ”（阿）在年龄组、文化传承以及社会角色认同上的功能，通过这一字符，安多藏族社会构建了稳定的家庭结构和明确的社会秩序。厦门大学博士后卓玛青措通过对德格土司政教史的人类学分析，指出德格土司和林葱土司与印欧双重王权的比较研究有助于理解边疆土司政体和基层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本单元评议人张亚辉教授就康南与安多社会的结构差异、藏族亲属制度的不同原则、地方王权从巫术型向司法型的转变等方面做了补充。

（第八单元）

中央民族大学朱靖江教授围绕“大理电影与边疆想象”展示了从明清边疆图像学传统，到1950年代以来的民族志影像，再到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大理电影对“白族原乡”与“大理福尼亚”的构建，大理的现实与影像在时代叙事的流变中相互形塑。西藏大学王正宇教授讨论了清代改土归流以降丽江纳西族“匝嘎利”女神形象的流变，以图像体现了中原文化与地方习俗在“礼俗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互补。同济大学陈晋副教授分析了纳人葬礼的核心环节“庄卡”降临仪式，通过社会学式、语文学式和认识论式三种路径来对仪式步骤进行解释，并对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研究工作的进行了反思。张亦农教授的评议指出，本单元为图像和叙事专题，大理的影像叙事可以将叙事、描述、阐释三者综合起来；纳西“匝嘎利”研究应更集中地讨论神秘形象本身的意涵，才能在叙事或再建构中更好地看到“土司”与“国家”之间的连接；而陈晋老师扎实的田野与大胆的分析，若能在图像和语言的双重叙事下做进一步讨论或许会使研究更加有趣。

（第九单元）

内蒙古民族大学阿拉腾嘎日嘎教授通过参考马列著作中的环境思想以及环境史学视角，指出环境史不止研究生态变迁，也研究人类环境思想的变迁，并对内蒙古游牧环境相关研究做了梳理，分享了共有牧场等游牧本质性问题的丰富经验。厦门大学博士后刘彦东基于费孝通的定西考察报告，探讨了农牧交错地带的农本传统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比较了牧业、农业、工业在定西平衡发展的不同路子，继而强调一种“定西模式”的可能性与现实意义。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单朵兰对德勒兹《千高原》中的“战争机器”与“国家装置”的关系进行了回应，指出了武士之罪与游牧社会的错位，继而提出了对游牧社会关于土地占有和产权观念的新见解。本单元评议人郭建勋老师认为，50年代以后内蒙牧业面临着农业、工业等的多重影响，因此单纯依托地方来讲生态文明或许不够；费老在西北农牧交错地带的考察不止定西，是否能将“定西模式”扩展至更大的背景中进行探讨；对德勒兹等的经典理论的思考与对话应以更具体的田野经验为基础。

（第十单元）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马雪峰教授首先将“魁阁”时期的云南研究分为三类，经济面向的土地制度研究、劳工问题研究和基层社会结构研究，基于第三类研究，马老师以“魁阁”六村为例探讨了以“祖先与诸神”为中心的中国边疆基层社会样貌。厦门大学博士后此里品初通过将魁阁时期的相关研究文本置于云南“坝子-山区-边地”的格局中进行再梳理，认为魁阁边疆社会经济史范式引出了当下边疆社会的现代化研究面临的三个具体问题，即边疆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重组问题、如何在保卫社会的同时发展经济，以及边疆社会传统经济心态的现代转型。云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敬川梳理了早期西方探险家在我国川西北地区的考察活动及其背景，提出中国学者后来对此类研究的引用、继承乃至批评，既有中西学术竞争的因素，亦符合学术发展之规律，不应归于“学术民族主义”。华中师范大学赵珽健老师的评议认为，马雪峰老师论述的中国宗教和西方宗教的差别，应重视中国历来的政治传统本身和自然构成的紧密联系；此里品初的报告有意将魁阁社会经济史研究与“民族”分开的同时反而强调了“民族”；敬川所指出的早期西方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认识是基于现代科学的分类系统，应进一步延伸思考这一知识谱系本身在构建过程中的差别性问题。

（第十一单元）

四川大学陈波教授陈述了石泰安关于“中国中原”即是各种不同地方性文明之综合的观点，分析了石泰安诸多著作中的结构主义思想，并梳理了石泰安与列维-斯特劳斯之间的思想联系。哈尔滨工程大学尹韬副教授通过对林耀华嘉绒研究文本，强调林先生注重鲜活个人的研究模式，提出这种既见社会、又见个人的研究范式对边疆社会研究具有重要启示。华中师范大学赵珽健副教授聚焦林耀华的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研究，就这一理论从苏联专家到林先生的具体脉络展开了细致分析，继而延伸出两个思考点，即生计方式所代表的人与自然关系所产生的文化，以及民族内在精神的稳定性问题。陈晋老师的评议认为：石泰安的结构思想是否与其个人生平，以及以葛兰言为代表的法国汉学研究范式相关，或许是有意思的讨论点；尹韬老师从林耀华嘉绒研究中凝练出的题目“活着的个人和活着的社会”，其具体涵义仍需进一步解释和定义；赵珽健老师虽讲述了林耀华与切博克萨罗夫的合作与发展，然而经济文化类型如何与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特点、划分等相联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次“边疆社会研究”学术研讨会由厦门大学张亚辉教授做闭幕发言，他以《中国民族研究的古典格局与现代方案》为题分享了中国民族研究的源起与发展，及其肇始于近代欧洲民族主义扩张和重新解释中国古典文明之需求的双重背景，中国学术界在尝试用“民族”概念弥合古典文明遗产和现代国家理想的过程中，先后出现过同化论、五族共和论和丛体论等较为突出的理论探索。丛体论的问题意识及其与中国民族实践的密切结合，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能够成为今天中国民族研究真正有延展性的本土化理论系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由丛体、古典文明的时空-法权结构和现代平等主义民族体系三个层面复合而成的，应关注这个三重复合结构与56个民族的关联与平衡。

最后，张亚辉老师代表主办方再次感谢了各位专家学者远道而来的支持，我们期待这一“古早味”的学术聚会一直继续下去，通过不断的文明比较与具体田野经验的研究，共同为中国民族学与边疆社会研究的返本推新探索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