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16日，2023年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年会第六专题“人类学的本土智慧与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建构”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光华楼西辅楼405室圆满举办。

本次专题会议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刘琪研究员担任主席，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张亚辉教授担任联席主席与联系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张江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黄剑波教授、《学术月刊》周奇编辑，以及来自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吉首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等全国知名高校的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刘琪首先发表了召集人引言与专题介绍，并担任第一组主题报告的主持人。厦门大学教授张亚辉以《文明之国家与自由之民族：吴文藻民族学思想探微》为题，围绕1920年代国家主义概念的争论，在细致分析吴文藻关于民族和国家问题的文本基础上，指出吴文藻将民族和国家看作是现代性的文明事业。张教授同时还强调了反思现代国家与民族概念的基督教背景对推进中国当前多民族统一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毛雪彦的发言关注《林耀华民族学研究中的氏族问题》，梳理了从民国时期华南汉人社会研究、西南藏彝地区考察再到新中国之初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指出林耀华基于不同形态的氏族的全面思考如何为关于中国社会的分析提供了一条家庭之外的重要路径。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博士后赵珽健以《会盟与土司封建：理塘山神祭祀仪式中的边疆政治传统研究》为题，指出明末清初以来国家治理边疆藏族社会的两种制度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在土司封建制度早已消亡的今天，以边疆盟约制度为基础的山神祭祀可以成为国家治藏策略能够依赖的制度遗产。黄剑波教授就第一组的三场报告做了精彩评议，指出边疆研究中应该同时看到中心边缘关系的不同面向，以及当代人从文本出发去理解前人写作的背景与深意时要对“以己度人”保持审慎等问题。随后，各发言人就黄教授提出的问题做了回应，在场其他学者也共同推进了讨论。

第二组主题报告由张亚辉教授主持，张江华教授担任评议。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刘琪以《社会约制下的民族团结：吴泽霖的民族思想及其启迪》为题，细致梳理了吴泽霖对种族与民族问题的精辟见解，即以人的社会性反思生物性的人种等级论，剖析造成种族与民族不平等的社会原因，并且强调以实地调查深入理解各民族自身发展脉络与文化传统可以消除关于其他民族的错误认识，实现民族之间的精神团结。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助理研究员王亚涛以《重思功能学派社区研究及其历史观》为题，通过梳理拉德克利夫-布朗1935年的建议和雷蒙德·弗思1938年的建议以及与这两份基础文本相关的论述，澄清了学界一直以来的两个误解：一是把社区研究等同于村落研究，二是认为功能学派反历史。他提出当下的人类学研究应该充分重视20世纪30年代之后英国功能学派的论述，而非仅将其当作背景资料带过。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博士后此里品初的发言题为《魁阁时期的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探析》，通过回溯与比较“魁阁学者”之间不同的思想渊源，将写就于“魁阁时期”的诸多文本归为经济史、马克思主义与法国年鉴学派等三个具体脉络来进行考察，继而尝试为当下的民族经济研究探索返本推新的可能。张江华教授对第二组报告进行评议。他再次肯定对老一辈民族学人类学家思想的重新发掘与梳理对当下民族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应尤为注意一个问题，即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民族研究中为何“社会”都是优先于“民族”的关键词。

《学术月刊》资深编辑周奇担任第三场专题报告的主持人，刘琪研究员担任评议。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罗仕韶以《边疆族群的国家化》为题，基于林耀华1940年的博士论文《贵州苗民》来分析其民族研究思想，指出林耀华借助罗绕典的《黔南职方纪略》意识到中国族群的形成与政治过程密切相关，中国民族天然具有的政治内涵完全不同于西方民族的自然主义建构方式。这一重要判断使得林耀华在民族识别时期特别注意达斡尔族和景颇族民族边界的流动性特点。吉首大学人文学院讲师苗雨露的发言以《边疆和平与盟约体系：清代五台山政治意涵的民族学解析》为题，围绕五台山宗教所代表的中央王朝与边疆之盟约为核心，结合历史来考察五台山盟约系统的成型及其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讨论五台山所呈现出多民族互动传统中包涵的不同维度及其互相关系，并最终指出，“六月大会”作为蒙汉民族互动与融合的最佳例证，是中央王朝与边疆政治盟约持续生效的后果，民族间的大规模融合仰赖于宫廷层面的政治往来所奠定的等级结构和制度力量的支持。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黄子逸博士以北京植物园的景观和实践为例，分析了作为理性与情感杂糅的地景。现代植物园以自然科学作为基底，可以从中窥见自然和人文两种意识形态的递进。他以北京植物园印度总理尼赫鲁赠与的“菩提树”、花匠溥仪两个实例，论述自然法是如何注入到国家与民族中。他提出，拉图尔的“杂合体”（hybrid）在理解现代中国情况时更为复杂。一方面，传统意识形态构成了旧有“杂合体”的存留。另一方面，对现代知识的转译与纯化构成了“新增杂合体”。他指出，“杂合体”意识形态网络有助于理解现代中国对前现代的延续，以及向后现代的发展。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李菲菲的报告以《从家屋到村落：大理白族传统社会组织的建构逻辑》为题，通过界定家屋（基本法权单元）、“本家”（外婚制亲缘团体）、“登”（耕种共同体）、村落（多个“登”组成的共同体）等大理白族不同层级的传统社会组织的性质，指出白族社会中一横一纵的亲属法与共同体法是构建社会秩序不可化约的两种原则，在此两大基础法的建制基础上，呈现出了典型的家屋制特征与年龄组原则，这是大理白族社会结构的重要特质。刘琪研究员对第四组做了精彩总结，指出“比较研究”是四篇报告的共性，民族学研究一方面要注意比较的限度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则应在此前提下进行充分比较。四位发言人也各自回应了刘老师提出的具体问题。

专题报告结束后，由张亚辉老师主持，各与会人围绕中国民族学思想史研究与民族学中国学派建设等议题进行了40分钟的圆桌讨论。最后在周奇老师发表会议总结后，此次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年会第六专题会议圆满结束。